2019年的冬季似乎是最漫长的一个冬季。一方面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面暴发，让我时时关注时事、小心翼翼；另一方面，父亲在与病魔斗争了整整一年后仍然没能在团圆之日吃上一口团圆饭，他撒手而去，奔向了属于他的天国。
父亲在查出病后接受了整整一年治疗，2020年1月19日中午终因病疾过重不幸离世，享年76岁。
对于父亲患病的缘由，主治医生曾言还是跟免疫力大幅度下降、用脑过度有关。左右回想，即使早到了退休年龄，父亲也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不仅承担着高负荷的写作工作，还经常在高原上到处做田野调研考察。每每劝告他年龄已大，应当颐养天年，他却执拗地说，他最大的兴趣和爱好就是做学问，让他休息等于就是剥夺他的人生爱好。
记得2010年，66岁的父亲应邀赴四川省阿坝州茂县黑虎羌寨做灾后重建田野调查工作，但谁也没想到，为了找到一个好的角度进行拍摄，只关注工作忘了危险的父亲一不小心失足从七八米高的土石坎上跌落下来，当时就因失血过多陷入短暂休克。经过当地医护人员抢救后，发现他面部有部分迸裂，需要马上进行缝合手术。而对于脸部缝合这种精细的手术，当地医疗资源有限，为了不伤害面部神经，倔强的父亲硬是在无麻醉状态下接受了面部14针的缝合手术。事后听闻此事，我忍不住心想，怕是古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之痛也莫过于此。当工作人员将他连夜送回成都，面对不停致歉的工作人员，他还生怕对方心里过意不去，拒绝了复查休养。几年后，因为另一课题的事与当地人员闲谈之余，我才知道父亲在当时经历了怎样一场擦肩而过的“生死存亡”。打那儿以后，父亲的身体似乎就大不如从前，成为了医院的常客。
其实，多年来，一直主张“科研就必须走到第一线，民族学、民俗学研究只有走向田野，搜集到珍贵的、鲜活的第一手材料才是王道”的父亲，为了田野调查经常置自己于险地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2003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王传>岭国人物石刻谱系》，可以说填补了格萨尔图像文化的空白。但谁又知道，这部专著的调研工作却是艰难重重。2002年的5月，当时正在丹巴县做“中路·梭坡古碉藏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订正工作的父亲，听到他曾经的学生，时任丹巴文体局局长罗顺芳的顺口一言，说在海拔4500米的丹巴县丹东乡有一个纯牧区村庄，叫莫斯卡村，那儿可能有一些刻画了《格萨尔》图像的石刻遗存。学术研究者特殊的敏感让父亲决意前去亲探一趟。那时候的莫斯卡村并不通汽车，因为海拔高，一年当中倒是半年都处于严冬季节。从丹巴县城至丹东乡，大约90多公里的距离，道路十分艰难，需要大半天的车程。到了丹东乡再去莫斯卡村，还得骑马翻越大约4500公尺的金龙山口，要整整一天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但即使是这样，毫无准备，身着单衣的父亲仍然决定在当地两位向导的陪同下赴现场做调研。翻山越岭终于抵达莫斯卡村的父亲，心里只有立刻、马上投入到紧张的调研工作中。为了拍摄第一手珍贵资料，在高原白天烈日的灼热照射下，他赶忙开始了几百幅石刻图像的拍摄工作，因此，裸露在外的手和脸被烈日重度灼伤，当时就皴裂开来。然而，收获满满的父亲心里是无比的满足和希翼，哪里顾得上这些，他在结束考察后匆匆踏上了归途。谁也没想到，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身着单衣没有任何防护的父亲在翻越金龙雪山垭口时遭遇了暴风雪，无法骑行，只能牵着马一路步行。在漫天大雪中，眼前一片白茫茫，没有多余的衣服，没有手套，还得用手牵马缰绳，父亲全身冻得直打哆嗦，加之海拔又高，气紧吃力不说，让本已深度灼伤的手更是雪上加霜……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怀着何种毅力才让已经僵硬的手托住了回家的方向。我只清晰地记得，当他返回成都让我下楼去接应他时，他的手指已经无法蜷曲拿住行李，肩颈部也因为晒伤脱皮严重到连包都背不上了。事后，去医院诊治，“冰”与“火”的双重伤害让父亲的手部神经严重受损，医生曾言，能恢复几成功能尚且未知。即使如此，不太擅长用电脑写作的父亲依然在此次调研基础上用电脑完成了《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王传〉·岭国人物石刻谱系》，后来，他也同样一笔一划在稿纸上写完了《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千碉之国——丹巴》《藏地寺庙》《西藏绘画艺术欣赏——八邦寺珍藏〈噶举金鬘〉唐卡赏析》《四川藏区的建筑文化》《西藏<格萨尔>图像艺术欣赏》（上、下）《世界屋脊的面具文化——我国藏区寺庙神舞及藏戏面具研究》《藏传绘画吉祥瑰宝——康巴唐卡》《青藏高原碉楼研究》《西南民族地区面具文化与保护利用研究》等一系列专著，共计400余万字。
父亲曾言，他因为青春年少时没能完成大学理论体系性的教育，所以他的科研之路只能独辟蹊径，走一条艰难的路。在他完成的所有著作和论文中，全部是父亲一次次亲身体验，行走于高原田野之中用步伐一步步丈量出来的。除了在学术上的研究外，父亲还非常注重把理论知识与应用实践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做学问，能真真实地转化为社会民生的坚实力量才是做出的‘好学问’。”因为生于斯，长于斯，他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同时，总是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能够让世人关注家乡的文化传承，希望成为家乡文化建设的那一颗小小的基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本《白玉河坡金属手工艺》《色达牛羊毛绒编织技艺》《“格萨尔”彩绘石刻雕绘技艺》《新龙锅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文本《德格印经院》《四川藏羌村寨与碉楼》的编写离不开他的主持和参与。他还积极投入到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中，《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旅游总体发展规划》《德格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新龙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石渠县旅游发展定位策划》《丹巴县文化产业规划》等一系列规划文本都出自于他之手。
是的，每每回忆起父亲的一切，他总能成为我的骄傲。细数他的点点滴滴，他成为了我生命中那座高高的山，那尊圣洁的塔。
他努力。自学成才的他，因为成绩突出被中华全国总工会、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劳动及社会保障部授予了“全国自学成才者”荣誉称号，是全国自学成才者的十佳“标兵”。因为他工作上的认真努力，被中国教育部授予“曾宪梓教育基金”奖，还被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多次授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他勤奋。在他一生中，跨行无数，即使后来选择了从事学术研究，也是多学科并进。他曾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多项，获得“瑞士劳力士荣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中国教育部教学改革项目三等奖，中国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四川省社会哲学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教育部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优秀编辑”等一系列奖项。早期主要从事民族教育、民族理论研究，代表著作有：《四川藏区双语教育与教学研究》《走向新世纪的历史使命》等。21世纪后主要从事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共发表有关藏学研究文章200余篇，出版专著30余部。一生著述无数，其代表性著作有《琉璃刻卷——丹巴莫斯卡〈格萨尔王传〉岭国人物石刻谱系》《中国藏式建筑艺术》《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雪域娇子岭·格萨尔王的故乡》《世界屋脊的面具文化——我国藏区寺庙神舞及藏戏面具研究》等；另外还有一大批优秀论文。可以说，父亲一生兢兢业业，勤奋不已，即使在患病期间，他还在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2019年7月—8月，整整两个月，父亲都是在医院度过的。然而这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却是父亲临走时岁月静好的休息时光，也是我最珍贵的回忆。因为平时他和我谈的就是他的学术、工作和学生，忙忙碌碌，像个永不停歇的螺旋一样。而这两个月却是不一样的：每天清晨，我总去给他买上他喜欢的老三样：包子、稀饭和白水蛋，然后我们静静地吃饭，有时拿着我买的早报，彼此还不忘时时评论一番。白天接受完治疗后，他会趁着我午间小憩走到楼梯间去做做运动，然后和我一起探讨着下午的菜肴该吃些什么？每当夕阳西下，我会陪着他开始每天不变的饭后散步，我们会沿着府南河，顺着锦江边绿道徐徐前行，去看河边老成都人下象棋，去看调皮玩耍的小朋友，去看九眼桥华灯初上时酒吧跃跃欲试的青春……晚上，他总不愿麻烦睡在陪护床上的我，半夜悄悄独自起床上完厕所还会为我整理被子。记得有两次，在散步时，我也有和他聊起关于他的病情，他的愿望。他说，他其实知道不可能，但是他真的会想老天能再给自己五年的时间，五年就够了。父亲说，五年就能够让他把手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图像文化调查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得以最好地完成。他觉得这才是他过去所有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更希望在他过去一直致力于田野调查现象研究的基础上能有理论性的突破，不仅是想做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图像文化的调查研究，更希望能使之建设成为“格学”中的一门新的学科——《格萨尔》图像学，希望能从理论上去构建出这门新兴学科。我的老父亲，即使在生命的尽头，他的工作和研究仍然是他的生命之重。
他聪明。父亲的经历很是传奇。18岁高中毕业，用他的“球技”为自己换来了第一份工作，被选入甘孜藏族自治州篮球队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21岁的他当上了汽车修理工，仅仅一个星期，就能无师自通地把一辆“北京”吉普车拆卸完了又全部复原。后来他还当过会计、施工员、车间主任、甘孜州建筑公司经理，最后他选择成为了一名教师。但不管哪一项职业，他都尽力让自己做到最好。做公司会计员，歇业十余年后，他还能指导学生考 “会计证”；当建筑工地施工员，仅仅半年，他就可以自己画出最为标准规范的建筑施工图纸……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他站出来承担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现四川民族学院）的建设筹备工作，同样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甘孜州地方志办想编写出版《地方民族志》，因为缺乏资料，没有学者敢接手，而父亲又站出来，数年如一日，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本教科书式的蓝本……后来的后来，他成为了教育工作者，于是他成为了二级教授，成为了民俗学硕士点的领衔导师，成为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雄史诗《格萨（斯）尔》图像文化调查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
他善良。记忆中，过去在四川民族学院藏语文系担任系书记的他，总是会把刚毕业工作的新老师、生活困难的贫困学生、甚至是晚自习学习后馋嘴的学生们“捡”回家来改善伙食。那时候我家的饭桌上好像总是有着来来往往的“外来人口”，好在母亲是个勤劳持家的人，在每日忙于英语系的日常工作外，也在学校一隅开垦了一畦小小的菜地，贴补着这无数次意外的“开支”。后来到了西南民族大学工作，担任民俗学硕导的父亲，也是关心完学生的学术研究，还得操心他们的生活。父亲指导学生论文写作，不仅得对其学术思路、研究方式这些做指导，连学生论文中的错别字、标点符号都会一一地用红色标注出来。他对自己的学生，总是很大方，他的课题费、零用钱多是节约出来悄悄地贴补学生，自费带着他们出去搞调研，甚至有时候把学生请到家中来指导学习，只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改善伙食的“由头”。然而他自己却是严于律己，对自己“抠门”之极。一件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工作后的我总爱给他买衣服，他却总舍不得穿。他走后，我整理他的衣柜，却发现还有几十件新衣裤，连吊牌都还没扯，就连新袜子都还有几十双没开封。因为他总是舍不得，童年生活的不易总让他始终“珍惜”着所拥有的一切。他临走前一周，因为病痛的折磨，已经消瘦不已，体重减少了40多斤，很多衣服都不合身了，我新近又给他买了一条睡裤，终于这次他没有把它藏起来，他说：“我还是奢侈一把吧，新裤子就不搁置了，直接给我穿吧。”不到一百元的裤子居然成了他最后的奢侈，每每想起这些，我不禁泪奔。
写到这里，我似乎已无从写起，回忆似乎有那么多，然而纸短情长，却又没法一一说起。那么，在这篇致给父亲的祭文中，我就以父亲若干年前的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小诗来作结。是的，我的父亲， 他是学者杨嘉铭，他是教师杨老师，他是诗人嘉塔，他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
画过黄山烟云
画过桂林的石笋
画过不尽长江
画过万里长城
画过僻静的乡村
唯独那张
从我跨进小学大门
就开始构思的老师的肖像画
一直难以完成
写实吧！难以表达心灵深处的真、善、美
虚构吧！总恐变成飘渺行云
“春蚕”“蜡烛”的赞誉固然美好
然而未免有点悲叹、低沉
有幸登临峨眉金顶
看到那颤动的霞波
拥出的红日，我那发抖的手
欣喜的泪
奔放的心
同时迸发出一个灵感
啊！老师
——红日一样的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