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夏村一角

　　自2000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区发 展课题组，一直在西藏农村做调查研究活动。2005年7—8月，课题组又沿着川藏公路在四川省甘孜州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进行了学术调研。根据课题组的业务分工，我负责对藏区村庄的政治、法律及公共服务等问题的调研。在广泛的调研活动中，我从各村庄的带头人如村长(包括自然村的村长或称为组长)、党支部书记等那里获得了大量真实、生动而又发人深省的田野素材。笔者在此将其中的部分访谈记录奉献给广大读者。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窥见西藏农村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明星村长加永尼玛

　　课题组在昌都地区调研了12个村，发现几乎所有的村都没有集体经济，这就意味着村庄公益活动或者依靠村民的义务劳动，或者依靠国家的福利政策支持。而就目前国家的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没有集体经济支撑的村庄公益事业只能处在维持基本需求的水平。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村庄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平衡，是否有些村在发展集体经济和推动公益事业方面走在了前头呢？

　　当我们将问题提交给当地政府部门时，他们推荐我们考察昌都县昌都镇通夏村，因为通夏村在村长加永尼玛的带领下，积极发展集体经济，村庄公益事业水平明显提高。于是我们前往地处昌都镇东面半山坡上的通夏村，陪同我们的官员介绍说加永尼玛是远近闻名的优秀村长，多次获得各种表彰。我们于早上8点45分到达通夏村，这在西藏算是很早了，政府部门一般要到9点30分才上班，虽然我们已经提前联系过村长加永尼玛，但还是在他家等了45分钟后，才见到他开着丰田越野车匆匆赶回。

通夏村村长、能人加永尼玛

　　“我就是加永尼玛。非常抱歉让你们久等，因为我们正在修路，我必须安排好一天的工作才行。我1964年出生在本村，今年41岁，小时候在村里上过小学，由于家境困难，后来就辍学了，一直在村里劳动。1983年我们村实行包产到户，我就买了公社的手扶拖拉机配了磨面机，在村里加工面粉。后来用拖拉机也跑运输，如为建筑队拉沙石等。当时，还和弟弟一起到部队上喂过猪。后来贷款10000元买了卡车，专门跑四川成都到拉萨的长途货运。后来又换成装载量更大的东风牌卡车，虽然收入很好，但是跑运输非常辛苦，川藏公路当时路况又不好，经常碰到危险。3年后在昌都开了百货商店，规模比较大，一年收入超过10万元。1999年卖掉商店，回到村里当村长。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村子在半山坡上，没有一块平地，吃水灌溉都成问题。我们离昌都很近，只有8公里，村子下面就能看到昌都市，但过去要去一趟昌都还得大半天。从我记事起村子就很穷，人民公社后期开始有人出去要饭，后来越来越多。包产到户以后有几家跑运输、做买卖，富起来了，但是大多数村民温饱还成问题。那时村子就像一盘散沙，什么都干不成，村长是轮流当的，最短的只当过3个月，最长的也就坚持了3年。农田水利没有人管，牦牛跑到地里吃庄稼也没有人赶走。乡里、县里都觉得我们村子没有希望。

通夏村村委会办公地

　　“我出去几年到处跑，回来看到自己的家乡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我也尽力帮助那些贫困户，比如给一点粮食、化肥，安排他们的孩子到商店工作等等，但这些都不能真正让他们摆脱贫困。1999年，村里选举我当村长，镇里也动员我回来带领大家发展经济，既然大家这样信任，我就豁出去了。于是卖掉商店，回来了。

　　“我自己在村里长大，对村民的思想状况是很了解的。首先，一般村民文化程度很低，观念落后。其次，他们需要看得见的收入，跟他们说将来的事情，他们不信。最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惰性，我跟他们讲，我们应该向汉族学习，他们提一个包闯世界，而我们有这么多的工程就在眼皮底下，却看着别人干。1999年我就组织了农民建筑队，承揽建筑一些藏式房子，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2002年，我们开始承包国家项目，当时，达野小学建教学楼，外面来的工程队要价很高，我去跟领导讲如果让我们施工，造价肯定低得多，领导觉得可以，后来我们只花16万元就建成了。验收时因为质量好还得了奖励。从那时起，我们对建筑队有了信心，我觉得扩大建筑队可以作为我们村发展的方向，因为一是建筑、修路对村民来说不需要学太多的新东西，如果需要看图纸、测量等，我们可以请一个技术工；二是我知道现在西藏的各种工程很多，如果我们依靠政府的支持，肯定能够得到工程项目。

加永尼玛资助村里贫困户修建的房子

　　“从那以后我们承接了许多工程，包括政府投资在我们村子上面修的水库。开始组建建筑队时只投资了5万元，买了一些必须的设备，是我垫的钱。我们的建筑队除了几个技术员以外，其他人员是灵活的，工程多的时候村民都去参加，工程少的时候先安排贫困户，根据工程的经费村民的工资报酬也有变化，但一般能保证每天20-40元，大家觉得比出去打工还好。我们承接工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村集体承包，比如修水渠，然后分段承包给每户；二是由我承包，因为我是法人代表，然后根据技术含量和工作量等因素记工付酬。总之，自从组建建筑队后，大家农闲时都有事做了，村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村子也逐渐有了凝聚力。看到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了发展经济的道路，县政府也很支持，每年都给我们工程，最近我们干的就是县里给的修路工程，项目经费达到50多万元。现在大家就像城里人上班一样，每天必须早早赶到工地，等候安排工作。

　　“这些年来村集体经济也有近60万元的积累，我觉得拿这些钱也可以搞多种经营。正好县农牧局有饲养奶牛的扶贫项目。最新引进的优良奶牛品种，每头1万元，农牧局只收了70%的款就给了我们13头，还派专家来进行培训。我们村里找了两个村民作为管理员，每月给工资600元。村集体专门用30亩地种植草料。今年已经有7头牛产奶，每头每天可产奶30斤，加起来每天保证出售120斤，每斤1.5元，每天收入计180元左右。实际上，养奶牛是我们做的一个实验，我想我们靠近昌都市，城里对牛奶的需求是很大的，而村民还不知道饲养奶牛是否能赚钱。我们就是通过集体的实验告诉大家饲养奶牛也可以挣到钱。我们把产下的牛犊以几百元的低价卖给村民，其中两头还送给了贫困户，让他们学会饲养奶牛。另外，村集体还有糌粑加工房，雇专人负责管理。

　　“正像你所看到的，我们村子的住房都盖得很漂亮，这得感谢政府的‘小康示范村建设工程’，民居改造是其中的一个项目，政府为村民提供低息贷款(即贷款10000元，年利息270元)，希望大家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开始的时候，许多村民觉得贷款以后还不上怎办，贷款并不积极。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政府这么好的贷款项目，不容错过。于是动员村委会干部首先贷款盖房，我自己也贷了款，总共花了30多万元盖了这个房子。村里最多的一家贷款7万，一般也贷款3万左右。我想只要我们建筑队能拿到建筑工程项目，还上这点贷款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我听说政府还要减免部分贷款。

　　“村集体有钱，村里的事就比较好办。以前村民之间的纠纷主要是用水、牲畜吃庄稼之类的，现在我们修了水库，灌溉不成问题，大家就不用再抢了。庄稼地都用围墙围住，牛就进不去了。小孩上学，合作医疗全部由村里负担。我们还盖了漂亮的村委会办公室，可以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其他的村都来参观。好多老人说，他们觉得像做梦一样，原先我们是乞丐村，现在别人却到我们这里参观学习。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原先觉得自己富了，而隔壁邻居那样穷就觉得不舒服。现在当了村长，觉得让村里大多数人富起来是自己的职责。但是，也有些人家是富不起来的，首先是懒惰的人，你安排他干什么活他都不愿意，就等着政府救济。还有就是残疾人，他们没有劳动能力。我隔壁的多香就是一个残疾人，小时候得病，眼睛看不见了，他跟我也有一点亲戚关系。他家过去日子非常艰难，这次民居改造，我资助他各种材料，请施工队给他盖房，总共花了4万元。今年他家孩子考上大学，我替他交学费，每年需要1万元。对我来说，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这些年不知道自己为了村里的事花了多少钱了。前几天，在昌都街上看到出售很好的树苗，价钱也便宜，于是就自己掏钱买了1000多株回来，让大家栽在大路两边，几年以后树长起来，这条路就很好看了。”

老村长尼玛次仁

　　翁达村属于昌都县柴维乡，距昌都地区行署所在地、昌都镇约80公里。从翁达村向北约40公里便到达噶玛噶举派祖寺噶玛寺，该寺因为独具特色的佛教造像工艺而闻名，被认为是西藏佛教艺术噶玛噶孜画派的发源地。翁达村在经济上虽然是半农半牧型的村子，但是，受噶玛寺的影响，历史上该村许多村民也从事宗教工艺品的制作。近年来该村发掘、继承传统文化资源，许多村民通过学习、参与宗教工艺品制作而拓宽了增加收入的渠道。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藏区社会经济是课题组十分关注的主题，于是，我们决定对该村进行综合调研。2005年7月的一天，课题组从昌都镇出发，沿扎曲河(澜沧江源头之一)北上，河谷两岸植被茂盛，风光优美。两个多小时后课题组到达翁达村，在那里笔者与支部书记兼村长尼玛次仁进行了访谈。

等待退休的翁达村村长尼玛次仁

　　“我们村子叫翁达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像一个天然形成的藏文字母“’a”，“达”意思是说村子在大路边上。村子的历史我说不清楚，应该很早。民主改革之前，我们归昌都强巴林寺管辖。

　　“我叫尼玛次仁，今年52岁，祖上就居住在本村。我7岁开始在本村上学，当时没有正式的学校，政府派了一个老师来给孩子们教书，教室是从村民家里借的，我一直念到16岁，然后就在村里劳动。24岁时，由父母安排结婚成家。1986年我们这里包产到户，1988年我被选为村长，前两年又成为支部书记。

　　“我们家共7口人，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今年19岁，跟他的翁则也就是他的师傅到四川巴塘县一带做佛像去了。小儿子今年17岁，在昌都读完初中三年级后回家来了，主要是因为成绩差，我本想让他继续上学将来考大学，他自己没有信心了，只好把他送到昌都去学习做佛像。大女儿今年24岁，二女儿今年21岁，都在家里劳动。小女儿13岁，上小学5年级。

　　“是的，我的孩子们已经到了该成家的时候了。我打算给两个儿子娶一个妻子，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传统，我觉得两个儿子共娶一个妻子，容易致富，分工也较为合理，一个出去打工，一个可以留在家里干活。我们村子20户人家(共168人)，有6户是兄弟共娶的。但是，孩子们都上过学，还得看他们是否愿意，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听老人的意见。我的大女儿，性格很好，很能干，长得比较漂亮，我不想把她嫁给农村人。我有两个兄弟在城里工作，他们建议女儿应该嫁给城里工作的人家。如果是嫁给农村人，我也愿意嫁给两兄弟，这样她的苦会小些。

翁达村风光

　　“在经济方面我们村比较有特点，因为制作佛像已经成为大家收入的主要部分。历史上我们村里就从事这项活动，最早的人家可以上推到5代人。“文化大革命”时被禁止，1985年重新恢复。最早是直帕家和沃约家开始制作的，他们都是家里老人以前就会，重新恢复后，带着自己孩子干起来，那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家家都需要佛像，寺院里也缺佛像，因此外面来请他们做佛像的人很多。于是，他们两家先富起来了。直帕家的住宅非常豪华，几年前就买了小轿车，他们家的佛堂装饰差不多化了30万元，现在他们家每年的收入大约在20万元左右。沃约家是两兄弟共娶一妻，他们不仅做佛像，还做其他买卖。去年他们还在昌都建了一座6层的大楼，然后出租，据说每月的房租收入就有3万多元。

　　“看到制作佛像能挣钱，村里年轻人纷纷到他们家拜师当学徒，他们有许多的活也需要帮手。但是，学习制作佛像必须要经过严格、正式的拜师仪式，主要是要发誓遵守戒律，因为制作佛像不像其他的手艺，首先你的思想行为要端正，要真正信仰佛菩萨。因此他们不是什么人都收。好多外村的人也想来拜师学习，因为不了解这些人的底细，如果没有本村人的介绍和担保他们不收外面来的人。制作佛像的组织就像规模大小不等的小组，负责人叫翁则，他负责承揽定单，也负责传授技艺。学徒经过几年的学习，如果掌握了制作技能，可以出师自己当翁则。

　　“制作佛像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客人前来定做，一种是客人邀请翁则带着匠人出去做。制作佛像的主要原料是铜片，佛像上面的装饰比如涂金粉等，则根据客人的意愿和经济条件。购买铜片一般都是昌都的批发商从四川成都进货，我们再从昌都批发。这两年铜的价格上涨，佛像的价格也上涨。去年(2004年)一块铜片(长2米、宽1米)160元，今年是200元。佛像根据大小、精致程度的不同，造价也不同。不过，现在很少自己做好后出去卖，那样销路似乎不太好。另外，这两年我们村的匠人们都到昌都去了，那儿信息灵，对客人们来说也方便。

　　“制作佛像的确为我们村的经济发展、村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重要的作用，你们看到我们村里大家盖的房子就比其他村的好，好几家都买了汽车。这些有钱的人家也做一些善事，比如出资建村口的佛塔、佛堂，村民盖房也能帮助出车拉木材等。

　　“目前全村除了一户之外，所有的人家都有人参与佛像制作。我自己没有学习佛像制作的技术，因为当时父亲多病，家里需要种田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我的两个儿子都在学。大儿子就在直帕家拜师学习，已经两年了，现在还算是学徒。去年他跟着翁则到巴塘，工资是每天40元，回家来时带回来6000元。今年他的工资提高了，每天70元。他自己的想法是尽快学习，然后自己当翁则，那样挣得钱就更多。小儿子今年刚拜师。

翁达村的新民居

　　“除了制作佛像，我们与其他村一样也有农牧业收入，比如拣虫草。去年我的两个女儿边放牛边拣虫草，有8000元收入，今年有7000元收入。我们家有18头牛，主要用于挤奶吃酥油。我们还有8亩地，种青稞、元根等。但是，粮食还是不够吃，去年我们家大约花1500元买大米和面粉。我当村长每年有1500元的误工补贴。总之，我们家的收入在村里只能算中等水平。

　　“总体来说，我们村的社会治安很好的，村民之间没有大的矛盾，与别村也没有土地、牧场纠纷，这与年轻人大多参与制作佛像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他们常年在外面，很少有机会大家凑在一起说闲话，二是起誓遵守戒律使他们必须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也有些人在外面学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打牌、打麻将进行赌博等。4天前，我刚处理一起因为赌博发生口角的纠纷。

　　“我知道今年村委会要改选，乡上书记、工作组跟我商量，已经确定了两个年轻人作为村长候选人，他们都有很好的藏文、数学基础，人也诚实公道，大家基本认可。按说，村里有好几个富裕家庭的工作能力、在村民中的威信都是很高的，他们见过世面，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有能力。但是，他们没有时间管理村务，因此，大家对他们当村干部抱有疑虑。

　　“我自己干了很多年村长，现在实在不愿意当了，几次提出要求更换。我自己身体不好，儿子们都出去后，家里劳动力也不足。现在人们有钱了，大家都很忙，管理起来也越来越难，比如：牧场迁移，历来都是定好时间，大家统一搬迁，可是，现在有些人找种种借口拖延，比如说等儿子回来再搬等等，结果先搬迁的人家有意见；每年修乡村公路，总是有人请假，我们有罚款的制度，以前一天罚5元，现在罚20元，可是这点钱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看到修路的时候稀稀拉拉几个人，我心里就对当村长这个事产生厌烦情绪。但是，乡里领导认为我当了很多年村干部，对村里情况熟悉，一旦有事能管得住，因此，乡里让我再当几年支部书记，好让年轻人顺利接班。看来只好这样，因为我是党员，要想休息还得等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