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5月25日凌晨4时20分，中国登山队的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克服重重艰险，首次从喜马拉雅山东北山脊登上了地球最高点珠穆朗玛峰，在人类高山探险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这个成功来之不易，它后面有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1950年6月3日，埃尔佐格(1919-)和拉什耐尔(1921-1955)两位法国登山家首次登上海拔8091米的安娜普尔纳峰，从而打开了人类向8000米以上高峰进军的大门。到1964年5月2日，中国的索南多吉、云登、米玛扎西、多吉和王富洲、许竟、成天亮、陈三、张俊岩、邬宗岳等10位藏汉族登山家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为止，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高峰已被各国登山家征服。人们一般称这14年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就在这个历史时代内，苏联向中国提出：合作攀登中国境内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苏联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境内仅有3座7000米以上高峰，最高峰共产主义峰不过7495米，而当时世界水平已达8848米。由于当时中苏“兄弟般的”关系“牢不可破”，要向8000米进军，最好的捷径就是到中国来。
因此，1955年4月，苏联正式向中国发出邀请，请中国派出4名青年去学习登山技术。我有幸作为这4人学习小组中的一员兼作翻译。我们在格鲁吉亚的高加索苏联登山教练员学校学习后，与苏联登山家们共同登上了吉尔吉斯境内帕米尔高原上的“十月峰”(6780米)和“团结峰”(6773米)，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首个登山记录。1956年，苏联又提出合作攀登位于中国新疆境内、昆仑山西部的最高峰公格尔峰(7719米，中亚地区最高峰)和慕士塔格峰，后因公格尔峰难度太大，只登上了7595米的公格尔邱别峰(亦称小公格尔峰)和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这一时期，新中国建国不久，多高山、多民族，经济很不发达，正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沉睡了千百年、具有丰富资源的广大山区需要开发，因此很欢迎苏联帮助开展登山活动；而苏联与我们的合作，目标瞄准的是珠穆朗玛峰。上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8000米高峰作准备，打基础。共同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协议1958年7月，苏联以100名登山功勋运动员集体签名的形式，分别向苏联国家元首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苏共同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的倡议。两国政府代表团于7月下旬，在北京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决定1959－1960年两年内组成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我仍然担任会谈的翻译。按协议规定，中国于1958年8月下旬派46名登山家前往苏联的帕米尔高原，以全苏第二高峰列宁峰为目标进行集训；10月初，苏联派出3人前来中国，与中国队员一起前往西藏，对珠峰进行登山前的路线侦察。根据协议，中方承担修筑一条从日喀则经聂拉木、定日直到珠峰山脚登山营地的长达320公里的公路，以便运输车辆从拉萨直抵基地；根据苏联建议，中方从苏联购置两架AN－6型高空侦察机，并负担30名苏联队员和官员在中国期间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而苏方仅负责供应30名中国队员的高山装备、氧气设备和攀登工具以及部分高山食品(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这些物品)。仅公路和向苏联购买飞机两项，就花费人民币上百万元，在当时我国的财政状况下，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但我国政府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可见对这个合作项目的诚意和决心。把政治扯进体育活动两国联合侦察队如期完成路线侦察，中方按照协议完成自己的义务后，中苏双方于1958年12月最后商定，1959年3月20日，苏方队员抵达北京，立即飞往拉萨进入基地营，正式着手攀登。
此前，部分中国登山队员为查明珠峰地区气象规律，一直留守山下。1959年春，正当两国合作登山一切准备就绪，3月18日夜，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西藏上层一小撮反动分子发动了叛乱。尽管这场闹剧像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却推迟了原定的中苏联合登山计划。双方再次商定，1959年两国队员在各自国内进行训练，为1960的合作做好准备。1959年12月11日，应中方邀请，苏联派出国家体委局长安吉宾诺克和库兹明的两人代表团前来北京，进一步落实1960年合作登山方案。但在他们到达的5天里，在双方的3次协商会议中，苏方矢口不谈方案的实施问题。第5天下午，当安吉宾诺克去苏联大使馆时，库兹明悄悄对我说：“明年我们不能来了！”“为什么？”我很奇怪，立刻追问。“我们上头不同意，我们登山家都非常希望和你们一起攀登珠峰，可他们不同意就不是一般问题了……”“到底是什么问题？”“苏联与印度关系友好，中国与印度关系紧张，尼泊尔是印度的附属国，苏联在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地区活动，不是等于苏联支持中国对印度不友好么？！”他解释道。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一直说什么“中苏友谊牢不可破”、“兄弟般的”等等，都是骗人的假话呀。果然，安吉宾诺克从使馆回来后，在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开口了：“苏联队员明年无法前来中国登山，因为他们这一年内都没有进行训练……”由苏联倡议，两国队员付出无数心血实施，两国政府庄严达成的协议，凭他这几句谎言，就轻易撕毁了。明明是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一手策划的达赖叛乱，现在又加上一个“兄弟般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暧昧支持！一个极其可耻的政治问题，就这样被扯进了体育运动之中。
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和歧视，现在又加上一个如此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这令全国人民气愤填膺。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问我们：“他们不干了，我们自己能不能干好？”这可问到了我们大家的心里。我们都想为中国人争口气，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干得更好！更漂亮！我们一致表示：“我们自己一定能干好！”周总理了解到中国登山队缺乏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装备和工具，国内暂时又无法生产这一情况后，与刘少奇、陈云、李富春、贺龙等商议后，决定支持我们，当即批准拨款40万美元，并指示我国驻西欧使馆，协助购买所需的各种高山装备。我又被派去欧洲执行这项采购任务，并对各国登山技术战术进行考察，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于1960年元月3日离开北京，第一站瑞士。瑞士已于1956年5月从尼泊尔一侧登上珠峰。踏上苏黎世的土地，就被瑞士特工人员盯上。不管我们到哪里，工厂、商店、书店，还是登山博物馆，那些先生都在后面跟着。我想，他们不知我们干什么来了，难免跟踪；中国人做事正大光明，不怕你盯梢。见了面，我就和他们点点头，道个早安，慢慢地大家都熟了，消除了误会。在使馆和一些外国友人的帮助下，我们从法国买到了当时最好的氧气瓶、帐篷、登山鞋、铁锁、冰锤和登山绳，从意大利买到了冰镐，也买了些英国的帐篷和睡袋，买到了瑞典的汽油炉、瑞士的对讲机、列支敦士登的太阳镜，还从德国买了一些氧气瓶。所有这些装备都远比苏联的先进，还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对于法、英、瑞士、意大利等国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的经验和教训也了解了许多。那时我才认识到，如果我们真的与苏联合作，用他们那些装备和技术，登上珠峰的可能性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这些装备总重达6吨，全部集中在布拉格，国内派一架专机于3月20日运回到拉萨转运基地。意外的情报1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苏黎世的一家登山和滑雪装备商店里选择登山绳和冰镐，店老板霍夫施泰德(曾是1952、1956年瑞士珠峰登山队队员)突然指着店里的两位顾客说，“你们知道他们吗？他们是印度登山队的，要在今年5月攀登世界最高峰。”我注意一看，其中一位个子不高，脸色黑油油的，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时又想不起。霍夫施泰德马上又说，“那就是丹增，另一位是印度队长甘·辛 ，他们也是来买登山设备的。”原来，这位丹增的照片，我多次在英国资料上见过。我们这次到欧洲，并不对外宣扬要登珠峰，只是要购买一些攀登高峰的装备，所以不便对店主说什么。这个意外的信息来得这么偶然。我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回国内，一方面向中央领导汇报，另一方面这个信息对我国登山队员无疑是一个激励。
我们将要与曾经妄想占有我们神圣领土西藏的扩张主义者展开一场竞赛。这将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比赛。珠峰脚下的新村早在1958年10月，中国登山队就先后在成都、拉萨和定日等地集训。苏联撕毁协议，我们决定自己干时，队员们更加积极训练。1960年3月19日，210名队员全部进入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的基地；同时，上百吨从国内国外采买的装备和食品也安全运到。20多顶大型帐篷组成的基地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村落，给世界最高峰抹上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有库房、气象站、餐厅、食堂、电台、记者室、医务室、发电机房和队员们的宿舍、会议室，还有各种运输车辆等，在世界登山史上，这样一个设备齐全、可供200多人生活的登山基地，也是少有的。1960年的登顶眼看泡汤3月24日，第一次侦察，到达6400米，在这里建第3号营地，由于天气恶劣，未能按原计划越过危险的北坳 。4月6日，第二次侦察行军，同时向上方运送食品、装备。从基地出发，越过最危险的绒布冰川、冰裂缝地区，6天后登上7007米的北坳。全队有40人越过北坳并将大批物资运输上去。但侦察行军中有两名队员牺牲，一位是兰州大学地理系教师王玑，因高山病牺牲在6400米的营地附近；另一位是北京大学气象系教师邵子庆。据气象预报，4月23日开始有一个好的天气周期。因此，4月25日又发起第三次冲击。突击队员29日越过北坳，5月2日，队员刘连满等人相继越过7600和7800米高度，这段路程是北坳之后的又一个难点，7400米处是一个大风口，人员很容易被风吹倒滑坠。
当晚20时前后，藏族队员拉巴才仁和许竟等人已到达8100米处。5月3日，队员在8200－8400米地带发现了黄褐色的岩石层，也就是英国资料上所说的“黄色地带”，在附近还发现了早年英国队的一个高山营地，里面有英国人用过的固定帐篷的木槌、早已风化腐烂的睡袋及亚麻登山绳等，证明当年英国人曾经到过这里。这次冲击到达了8500米附近，但人员冻伤较多。按原计划应登顶，由于天气变坏，队员们只得撤回基地。当时的队长表示，1960年的登顶难以实现，自己又有严重的高山病，就离开基地前往日喀则治疗去了。1960年的中国登山队眼看就要撤退。周总理的新指示正当人们收拾行装，准备撤退返回拉萨时，电波传来周恩来总理的新指示：“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担任总指挥的韩复东是一位久经战场的解放军优秀指挥员，收到总理的指示后，他将全队人员召集起来，重新作了部署，清点、安置好藏汉族伤病人员后，能继续登顶的队员已不足20名。韩复东选择副队长许竟、北京地质大学学生王富洲、西藏班禅警卫营战士、农奴的儿子贡布、哈尔滨电机厂工人刘连满、四川林区伐木工人屈银华等为一线登顶队员，指定许竟为突击队长，王富洲为副队长；邬宗岳、多加、索南多吉、米玛、云登、次仁、米玛扎西、却贝坚赞、却加等9位藏族队员为二线支援队员，一共16人组成第4次登顶队。第四次登顶突击“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这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的名言。在韩复东的指挥下，王富洲等人于5月17日上午9时左右，从基地出发，18日晨从3号营地向上，到达7007米的北坳上方。气象预报告知，5月25日后将有暴风雪，并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而珠峰地区的雨季又将于6月开始，第4次突击队的队员们奋力拼搏，全力推进：19日上到7400米的第5号营地，21日到达7600米，22日抵达8100米的6号营地，23日下午两点王富洲、刘连满、许竟和贡布到达8500米，建立突击营地 。24日晨，当突击小组5人准备继续向“第二台阶” 前进时，发现所带氧气瓶中氧气已很少，食品也所剩无多时，突击队长许竟突然提出自己不适，不准备继续前进。此时，担任副队长的王富洲毅然接过领导责任，他一面安慰突击队长，请他立即下山，一面率领其余3人继续前进。谁知这位突击队长不但自己下撤，还把原计划留驻8100米营地的支援人员全部下撤，一直撤到7007米的北坳营地。刘连满的奉献中午，王富洲一行4人到达著名的“第二台阶”下方，没有发现任何曾有人到过的痕迹。这个六七米高的陡峭岩壁，可把他们难坏了。在王富洲的保护下，刘连满试着攀登，没有成功，岩壁上根本没有可以抓握的支点；接着，贡布、屈银华也失败了。
两个小时过去，他们除疲惫不堪外，仍在岩壁下。这时，刘连满扶着岩壁，让屈银华踩着肩膀，上升了两米多，屈银华在这里打进一个岩石锤，借助石锤和上面的一个支点，终于第一个爬上第二台阶！放下绳子，他把其余3人拉上去，5个小时过去了。天色已晚，4人稍事休息，王富洲命令继续前进。多次在台阶下长时间协助大家上攀的刘连满，这时已疲乏至极，他虽坚持着往前行，但每走两三步就要跌一跤，行动十分缓慢费力。要赶在暴风雪前拿下顶峰，就不能停留，必须争分夺秒地上攀。王富洲请大家停下，把抓紧时间前进的利害关系讲给大家，最后决定让刘连满留在8700米处，其他3人继续前进。无氧登顶大家检查了氧气瓶，发现虽然每个人都背着一个瓶，但只剩一瓶80立升氧气。可吃的东西，除贡布口袋里尚有一小块风干羊肉外，还剩18块水果糖。王富洲决定：氧气和水果糖全部留给刘连满，其余3人轻装上阵!要知道，五六十年代有一种说法，8000米以上高度是“生物禁区”，也叫“人类死亡地带”，可他们顾不得这些。幸好当晚月光明亮，能见度很好，借着月光他们走得很慢，一小时就前进10米左右，但他们真像蜗牛虽慢却不断前行。贡布一直走在前边开路。遇到一个高坡，贡布先攀上去，一看，前边还有一个高坡。等攀上这个坡，他停了下来，用嘶哑的声音对王富洲喊道：“不能走了！再走就下山去尼泊尔了!”原来，他们已经到达顶峰：8848米!把国旗和毛主席像留在珠峰顶按照国际惯例，登上一座高峰顶峰的人，都要留下自己的登顶纪念书和纪念物，王富洲在笔记本上用铅笔 写下：“王富洲、贡布、屈银华三人于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写完后，由于手已被冻僵，又戴着手套，竟然无法从笔记本上撕下这富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还是身体情况比较好的贡布帮他撕下来的。他们三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毛泽东主席的塑像以及那张登顶纪念书，装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铁筒内，埋在了顶峰西北角下方的碎石堆里(1975年中国队第二次登上珠峰时，藏族女队长潘多就是从这里取回这些纪念品的)，并采集了顶峰上的岩石、雪样标本，就赶快下山了。刘连满的“遗书”离开8700米处后，登顶3人就一直没吸过氧，24小时内也未吃过任何食物了。口渴时，顺手抓一把积雪往嘴里一塞，结果3人的嗓子全都红肿嘶哑了。虚弱、疲惫、缺氧，使得下山途中，大家走不到3步就要跌倒，爬起来再走。但这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却是刘连满，他还活着吗？天色慢慢发亮，屈银华突然想起自己的背包中还有一架电影摄影机，拿出摄影机时，正好看到山下方有个黑影在招手。啊！刘连满还活着！大家忘掉了一切疲劳，振作精神走向刘连满。4人拥抱在一起，热泪也流在了一起！互相庆幸着能够活着回来，活着相见。王富洲从刘连满的背包上拿起了他来不及收起的笔记本，上面的字字句句再一次让他们这班铁汉子热泪滚滚：“王富洲同志：我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人民。这里你们留给我的氧气和糖，你们用吧！或许它能帮你们快些下山，把胜利的消息报告给祖国人民，永别了！你们的战友刘连满1960年5月24日”
原来，在与王富洲等分别后，刘连满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会又被冷风吹醒，就这样睡一睡、醒一醒，他想吸点氧，又一想我吸了氧，吃了这些糖，他们要是回不来，我也回不去，倒不如把氧气和糖都留下来，大家一起回去。但他又预感到自己可能难以支持，等不及他们回来就会死去，于是就在笔记本上写下了“遗书”。想不到休息一夜后，他的体力竟奇迹般地恢复过来。他搀扶着三位战友，慢慢地向山下走去。当他们下到7800米时，遇上了韩复东派来的接应队员边巴和边安民。27日，回到北坳，30日下午安全返回5100米的基地。中国人就这样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两军相遇勇者胜就在王富洲等人向珠峰冲击过程中，当他们用对讲机与基地联系时，常常听到一种像中国话又不能听清意思的声音，似乎在向他们发出一些莫明其妙的信息。原来，那正是从南侧攀登珠峰的印度队在用对讲机模仿中国话，对我进行干扰。这说明印度队也在向顶峰冲击之中。5月23日，他们越过南坳，24日到达8400米营地，离顶峰已然不远。但当中国队员向顶峰冲刺时，他们却停留这里过夜，25日当中国队登上顶峰后，下山到达8100米附近时，天气已变坏，暴风雪来了。因此，当中国队已安全返回基地营时，印度队员却在大风雪中挣扎着下山，他们的登顶宣告失败。我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曾有名言：“两军相遇勇者胜”，为这场互相看不见，但又能实在感知到的、非常激烈的竞赛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裁判。英雄的情怀当4位英雄回到基地，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时，发现屈银华和王富洲冻伤非常严重，屈银华全部10个脚趾都被冻掉，王富洲失去5个脚趾；同时，两人双手的第一节指头也被全部冻死。想想他们从峰顶一步一步走下来，得忍受多大的痛苦！记者问王富洲有什么感想时，他说：“没有贡布的开路，没有刘连满的保护，我们是难以登上顶峰的，就是上了顶峰也难以能够回得来！而没有刘连满和屈银华的相互协作，第二台阶也是过不去的！他们都为这个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国登山队的成功，为世界高山探险创下了3个新的世界纪录：
一、首次从北坡(东北山脊)登上世界最高峰(新路线)；
二、夜行军登上珠峰；
三、从8700米以上连续14小时未用人工氧气获得登顶成功 。
1.丹增(TenzingNorgay1914-1988)，印度籍夏尔巴人，曾于1952年为瑞士队当攀登珠峰向导，1953年受雇于英国队，5月29日作为向导，首次与新西兰的希拉里(Hillary1919-)一起，从尼泊尔一侧登上珠峰。甘·辛(GyanSingh),印度上校，1960年登山队队长。
2.北坳(Northcol)，是珠峰与在其北侧同一条山脊上的章子峰之间的鞍部（即山坳），因其在珠峰北侧，故称“北坳”，海拔为7007米；在尼泊尔一侧的珠峰东南山脊上，还有一座海拔8511米的洛子峰，与珠峰间也有一个山坳，称为南坳(Southcol)，海拔8000米。北坳南坳都是登珠峰时的必经之路。
3.突击营地，登顶前的最后一个营地，一般来说登顶队员离开突击营地后，支援队员应在这里等候，以便随时接应；同时，若登顶队员登顶成功，返回突击营时，则担任支援的队员可继续登顶，而先期返回的队员亦应在此等候第二批登顶者，这时他们则成为支援人员。之后一同下撤。
4.第二台阶，这是从东北山脊(中国一侧)攀登珠峰时的必经之路，位于海拔8700米处，是一道高达6米多的岩石峭壁，能抓握的支点极少，像一个高大的台阶。因为在8100米处还有一个台阶形的岩石峭壁(这个比较容易越过)叫第一台阶。这都是英国登山队1924年登珠峰时起的名字，传留下来，成为今天的专有名称。
5.60年代，在珠峰顶峰上，自来水笔、圆珠笔等都写不出字来，只能用铅笔。
6.1978年2月，德国的高山生理学专家海茵利希·考费尔(K.M.HeinrrigKoffer)教授和美国的高山生理学家李奇微(Litchwe)博士，就是根据中国登山队王富洲等人从8700米高度开始，登上峰顶并直到下撤到7400米处的14个小时未用氧气的实践，总结出一个新的理论：“正常人只要经过系统的耐缺氧训练，是完全可以在不使用任何人工供氧的情况下，登上地球上任何一个高点的。”根据这个新的理论，1978年5月8日，意大利高山登山家梅斯纳尔(MessnerR.1949-)和哈贝勒(HabelerP.1935-1982)两人在完全不用氧气的情况下，从西山脊登上珠峰。所以说1960年中国登珠峰的成功，在世界高山探险史上所创造的不用氧的成绩，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