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

敦煌石窟里的吐蕃文书--纪念敦煌学研究100周年


第二七五窟 石窑建筑(北凉)。

 


第六十一窟壁画:供养人像。宋代

 

  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在蹂躏着我们古老中国的首都,刀光剑影、哭声震地、马 蹄声碎、喇叭声咽、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中国在哭泣,中国在流血。就在同一年,在中国的西北一个深山沙碛中,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中国历史文化的奇迹。

  敦煌就在这苦难的岁月中,点缀了破碎的河山。文化的力量毕竟是无穷的,到今天整整100年过去了,那八国联军已经成为钉在耻辱柱上历史嘲笑的沉积。(也许在历史教科书上还是重要的一页)敦煌这光辉的名字却永远在人类文化史上彪炳着她的旗帜。

  单就敦煌遗书来说,她对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地理学、医药学、天文学等等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数不清的资料和开辟了广阔研究的领域,人们将永远感激敦煌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从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敦煌学(Studies of Dunhuang或Dunhuangology)。

  莫高窟藏经洞中有七千卷左右的吐蕃文书或称之为古藏文文书,绝大多数被伯希和(A?Stein,1862-1943)和斯坦因(P?Pelliot,1878-1945)窃运海外,分别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于道泉教授30年代初就致力于藏学研究,在巴黎大学师从巴考教授(J?Bacot,1890-1967),研讨古藏文,曾与拉露女士(M?Lalau,1890-1967)同班学习,希望对于探索敦煌古藏文文书作出贡献。后来当他在伦敦印度事务部提出为中国复制有关藏文文书资料时,受到管理人员小翟尔斯(中文名叫翟林奈,L?Giles)的百般阻挠,搪塞敷衍,推托缠磨,最后没有任何结果,抱恨归来。所以于先生生前每一提到此事就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教育我们要发奋图强,为中国人争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敦煌研究上何尝不是如此呢?就藏文卷子而言,国际藏学界也对我们打开了大门。我们中国人对藏文文书能有一个通盘的了解,有计划地进行了探索。首先对敦煌的吐蕃历史文书翻译、注解、出版(P.T.1288、1287、1286等),提供了论证吐蕃社会是奴隶制的重要材料。

  在《赞普传记》第四部分载:

  后,南木日伦赞执划地界之鞭分勋臣,赏赐娘?曾古者为念?几松之堡寨布瓦及其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韦?义策者为线氏撒格之土地及墨竹地方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农?准保者为其长兄农氏奴隶一千五百户。赏赐蔡邦?纳森者为温地方孟氏堡寨、奴隶三百户。

  根据这些,再结合其他材料就确定了吐蕃是奴隶制社会。而各部落之间的联盟是加强政治、军事同盟的纽带。关于盟誓又有比较完整的记录,在《赞普传记》第四部分载:

  伦赞赞普与伦果尔兄弟二人同娘?曾古、韦?义策、韦?梅囊、韦?布策、农?准保、蔡邦?纳森等六人盟誓,誓词云:自今而后,定将森波杰弃于背后,定将悉补野搂于胸前,决不背叛悉补野赞普,决不使其丢脸,绝对保守秘密。决不把外人当自己人,决不三心二意,决定要英勇献身,决定要拼命忘己,决定要听从赞普命令,决不受他人甘言诱骗,(若有违者,即为违誓。)如此盟誓。

  赞普墀伦赞乃发布命令。改岩波之地名为彭域。娘氏、韦氏作歌以纪其事。歌曰:天神来至人间,伦赞伦果尔系出世天神,天神来至人间。枭鸟已为鹫鹰所杀,是蔡邦纳森所杀,真正的人主已登大位,真正的鞍鞯已备马身,令人欣羡有如坐在膝上,(稳妥可靠)像小羔羊产在怀中。(美好吉祥)

  此后,岩波地方之民庶以及韦?义策等人乃上赞普号。云:政比天高,盔(权势)比山坚,可号南木日伦赞(天山赞普)。

  更为重要的是,在《大事纪年》中,记载了一百四十多年的逐年会盟的事实,包括会盟的时间、地点、主盟的人、解决的问题(战争、和亲、田猎、税赋、官员任免等),再配合吐蕃的碑文和遗留的简牍进行研究,就确定了吐蕃是军事部落联盟的奴隶制政体。当然这些研究也得到前人成果的帮助。应该提到我国的藏族学者根敦群培先生(1903-1951),当他在印度流亡时期,曾有机会接触这份历史文书,用现代藏文作了初步的译述,名为《白史》。在藏学研究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脚印。

  我们接着对吐蕃的法制文书(P.T.1071、1073、1075等)进行综合研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的定级差别。

  如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规定:

  大尚论及其祖、父诸人或因狩猎射箭相伤,及上述尚论人等,被尚论瑟瑟告身者以下、平民百姓以上之人,因狩猎而射中之处置律:大论、大囊论、赞普舅氏任平章政事之职者、任大论助理者等四种大尚论,其本人、其祖、其父,为箭所伤害,赔偿命价相同。

  可见因社会地位不同,赔偿命价就不同。从此我们清楚了最早的法律形式,由血亲复仇(thong-myis)到命价赔偿(stongs),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说明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及阶级的逐渐出现,对于后来形成六法、十善法、十三法等法律起了基础和借鉴的作用。

  敦煌P.T.1089号是关于吐蕃官制的文书。拉露女士于1955年在《亚细亚学报》上发表了全文译解,题作《八世纪大蕃官员请求复职表》,国内很少见到。日人山口瑞凤先生在1980年用日译文发表《吐蕃支配时期的敦煌》(收录在敦煌讲座《敦煌的历史》第四节),对P.T.1089号卷子作了详细的分析,逐一译出官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西藏研究》1987年3期发表了汶江对P.T.1089汉文全译文。我 们认为该卷应该是五份关于职官、品级、人事安排方面官方档案文书的登录件。

  其划分如下:

  1行20行为第一部分

  21行33行为第二部分

  34行43行为第三部分

  44行72行为第四部分

  72行84行为第五部分

  详细译文请参阅拙著《吐蕃职官考信录》(《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根据本卷的材料,印证、澄清了《唐蕃会盟碑》参盟官员的品级记录和两《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吐蕃职官制度的记录,可以比较清楚地辨析吐蕃的职官系统。

  从吐蕃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吐蕃所辖地区中,共有四茹(五茹)和六十一个东岱(军事部落)。由这些军事部落组成吐蕃的军队,十分强悍、所向披靡,成为唐王朝的劲敌。他们曾问鼎中原,逐鹿九州,在丝绸之路上驰骋,争夺安西四镇,甚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一度入踞长安。对于这样的军旅内部结构和部落的关系以及政治上的发言权,我们是在敦煌文书中得到明证的,并据此写了篇《吐蕃兵制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当吐蕃军队大幅度东下,与东部的吐谷浑、党项、回鹘、汉人等进行了大面积广泛的接触,吐蕃人用自己的部落制来改造东部地区的原来的乡社制度,东部各族部很不适应,在生产发展上也明显是个后退。敦煌P.T.1083卷子载:

  亥年春,大论于陇州军帐会议上用印颁发之告牒:兹举唐人二部落使禀称:“此前,沙洲汉户女子每为吐蕃、孙波(部落)及个别尚论以婚配为名,抄掠而去,(实则)多沦为奴婢。凡已属赞普之民均已向上峰呈报,不得随意抄掠。应如通颊之女子,不予别部婚配,而允于部落内部婚配。”云云等情,据此,(迩后)不准无耻之辈持印牌前来择配,而允其自行择偶。

  敦煌P.T.1085卷子载:辰年冬十一月上旬,亨迦宫用印颁发之告牒:

  令下沙州节儿:

  据沙州二唐人部落之民庶禀称:"沙州每年定期向宫廷及大行军衙交纳年贡礼品 '冬梨'一次,王廷虽已拥有果园多处,但仍要增加(年贡)。以往,蒙圣神王臣之恩典,我等蛮貊边鄙之民户,每户修筑一座果园,且从未交纳年贡礼品及岁赋。(如今)节儿长官等经常不断欺压掠夺乃至霸占(果园)。为今后不再发生掠夺、侵占民庶果园事,恳求颁布一严诏令,并赐以金印告牒"云云等情,据此,大尚论以下恐热,论腊藏悉通均用印并摁指印颁发如上。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在吐蕃的统治下,民族关系的紧张情况,唐人不得不委曲求全,艰难地活下去,而吐蕃原有的部落制也不得不作若干修改和松动,藏人、汉人、党项人统一在新的制度下共同生活,就在吐蕃统治的政治局面发生变化以后,河西走廊的民族关系又发生了新的令人鼓舞的组合。

  P.T.1283卷子藏文原题是《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内容非常有趣,它介绍了生活在亚洲北部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社会风俗和社会习惯,如奚人、高丽人、吃狗肉部落和住在树上的林中部落等,卷子叙述道:

  在"奚"人之东,突厥人称之为貊勾丽,汉人称之为高丽。上东地方权臣名为羌冲齐者之辖区。高勾丽境内之人,上颏垂于胸口,食人肉。将父母年迈者及其他老迈之人,裸裎杀死。其东,名为蛮子百济部落,其人平素不着衣衫。其南,有人如鱼,恒居于水中。再南,为蛮人,肌肤黎黑,眼白,头发有如水马鬃毛,丛丛杂乱。而善游如鱼。

  上述有趣的记载引起了国际藏学诸多大家的注意,巴考、聪果尔(B?Vsongor) 、克洛松(G?Clauson)、韩伯诗(L?Hambis)、李盖提(L?Liget)和森安孝夫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写了专门研究的文章。我们就该卷所涉及的北方和东北民族的情况有不同意见,再作一番考释,写出一篇文章,发表在《敦煌学辑刊》(第二集)。

  接着我们对吐蕃的社会伦理(P.T.1283)长卷作了译解,全卷分印成33页,共达532行,可谓长篇大论。它是以对话形式来论述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处理君臣、父子、师生和主仆乃至夫妻之间关系的绝妙文章。当然,这些"问"都是虚设的,可以说是明知故问,而"答"才是实质性的阐述。像这一类形式,古已有之,著名的屈原的《天问》就是一例。这种问答形式,能突出主题,引人入胜,又以兄弟相称,叙述一些有关社会琐事和社会关系的关目,当然给人以十分亲切的感觉。卷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八、九、十世纪时吐蕃人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当时社会风貌和阶级关系的材料。比方说,卷子的作者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提醒那些为官作宦的老爷们:

  若为长官,应如虚空普照天下;应如称一样公平。(第五问)为官公正,现时即于己有益,此为颠扑不破之理((。若能不偏不倚,则谁能对之不钦佩折服?!(第六问)。

  同时,他也强调维护奴隶制度下的秩序:

  主仆之间,官仆之间,老壮之间,行公正之法,谁不歆羡而称颂?!(第二十八问)。

  他在这里提出一个做人的标准,一个道德的规范:做人之道为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第十六问)

  该卷全文发表在《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

  松赞干布派遣豪酋子弟去长安学习,主要学习唐朝的礼仪和典章制度,当然把汉文的典籍译为藏文是自然的事情了。我们发现敦煌卷子P.T.986号是汉文《尚书》的译文。全卷157行,外一行是跋尾,共分四卷,内容如下:下边我们引用几行以示其风采:……及至十三年春,行次洛水北岸(王作誓),(从西方)聚集的人众,听我告诫之辞:(善人)虑及善事难成,故平日力行善事,永无懈怠……汉文伪《古文尚书》中的对应部分是如下记载的:……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王乃循师而起,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编号为P.T.1291的藏文写卷,是《战国策》的古藏文译本,晚于马王堆帛书而早于南宋姚宏、鲍彪注本。共96行,包括《魏策》的六篇,具体篇名如下:

  《田需贵于魏王》(《魏策二》)

  《华军之战》(《魏策三》)

  《秦魏为与国》(《魏策四》)

  《王假三年》(《史记?魏世家十四》)

  《秦王使人谓安陵君》(《魏策四》)

  《魏攻管而不下》(《魏策四》)

  该卷的第一段藏文译文如下:襄王薨,子哀王继位。哀王为政,以田需为相臣,颇得王之信任。智者惠子对田需说:"你已为大臣,应该谦恭啊!比方说以杨树为例,横放着它,它也会生长 。但是,如果一个人去拔它,它就不长了。十个人种杨树,只用一个人去拔它,它就不长了。十个人用合力去种植像杨树那样易于生长的树,只用一个人去拔的话,它就会不长,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因为种植、生长比较困难,而毁坏它、拔除它却比较容易的缘故啊!如今,你被任命为大臣,得到大王的宠信,那些不喜欢你、一心想把你逐出大臣之位的人很多。所以,你要警惕啊!你要以大臣的规矩来约束自己!相应的《战国策》原文为:田需贵于魏王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我们再看看汉文经典的史学、文学名著《史记》中的一个最富于戏剧性的毛遂自荐的段落,是如何被译成藏文,又改编成吐蕃历史故事的。

  《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中有一段令人传诵的美谈。原文如下: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纵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横死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庭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纵于楚,约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颂,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

  藏文P.T.1287号《赞普传记》第四章有一段:后,于达保地方,有已编入编氓之民户谋叛。赞普(指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与诸大论相聚而议降服达保王:谁人堪充任将军。时有名为参哥米钦(意为参哥 氏大人物)者自告奋勇,应声而起,曰:"不才堪充此任!"琼保?邦色(大臣之一)曰:"尔往昔曾充任将军之职乎?若谓聪明俊哲之士有如毛锥,置于皮囊之中,尔出任悉囊纰巴(官名)一职,已经多年,吾未闻有人赞尔能胜此任者,尔实不堪当此大任也。"米钦曰:"众人未曾称美于不才,信然!往昔,吾(犹如毛锥)未处于皮囊之中以露锋芒者,亦信然也。设若往昔,吾处于皮囊之中,别说锋刃外露,连锥柄以下早已出露于外矣,遑论锋刃?!故于今日吾能有所启请也。"后,赞普竟依米钦所请,授以征讨达保、抚绥编氓之将军之职。米钦乃克达保王,收抚达保全境。

  在敦煌石室遗书中,有一则《孔子项托相问书》的故事,汉、藏文写本共十九个,汉文写卷共十六个卷号。藏文本有三个卷号,分别藏于伦敦及巴黎:

  S.T.724 P.T.992(巴黎出版的由麦克唐纳夫人斯巴尼安女士和今枝由郎编选的《伯希和收集敦煌藏文写本选集》第一辑中未收)P.T.1284(同上《选集》,第二辑中仅收二行,以下各行未见。)法国苏远鸣教授(Prof.Michael Soymie)于1954年发表过一份《孔子项托的问答对话》,刊于《亚细亚学报》第242期,pp.311-392。文中对《孔子项托相问书》 英、法两国收藏的汉、藏文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尤其是他首先介绍了藏文本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我国年轻学者冯蒸先生把藏文还译为汉文,发表在1981年《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二期上。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作品通过口头创作的渠道也在藏族人民中流传,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本教徒把孔子作为神灵就不足为怪了。

  《罗摩衍那》故事在我国藏族地区流传较为广泛。藏族学者曾就梵本改写为藏文。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是敦煌石室的古藏文文书中有若干片断的《罗摩衍那》。过去,由于这些文献秘藏在伦敦和巴黎,等闲人难以见到,只有少数专家,才能接触到这些文书,撰写文稿。据目前所知,有下列几篇:

  ●托玛斯《新疆发现的藏文〈罗摩衍那〉故事》 F.W.Thomas, A Rama yana story in Tibetan from Chinese Turkestan,Indian Studies in Honor of Ckarles Rockwell langman,Cambridge mass,1929 PP.1 93-212

  ●拉露《藏文中的罗摩衍那》 M.Lalou ,L'Histories de Rama en Tibe'tain Journal Asiatigue 1936,PP, 560-562

  ●巴尔比《敦煌藏文卷子中的〈罗摩衍那〉故事》 J.K.Balbir,L'Histoire de Rama en Tibe'tain d'apre's des texTes de Touen-bouang.E'dition du texts et traduction annot'ee Paris 1963

  ●德庸《藏文中的〈罗摩衍那〉故事残卷研究》 J.W. de jiong,vn fragment de L'histoire de Rama en Tibe'tain,E'tude s Tibetaines de'die'es ala memoire de maroeelle lalou,Paris 1971 PP. 127-141

  ●德庸《古藏文写本〈罗摩衍那〉故事研究》 j.w.de jiong An old Tibetan Version of the Ramayana TP.Vol.LVIII Livr 1-5 1972.PP.190-202 我们通读了全卷,发现共有五个编号是《罗摩衍那》故事,它们是I.O.737A,I.O .737B,I.O.737C,I.O.737D(原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P.T.983(原件 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其中I.O.737D与I.O.737A两个编号本是一个完整卷子的 断裂为二者,由于I.O.737D末行有七个零星卷子仅存上半部,难以贯联,就被机 械地分裂为两个卷子。我们将阙文补上,使它与I.O.737合并还原为一份完整的《 罗摩衍那》译文。其余三份残卷情节基本雷同。 在敦煌卷子中,还有大量的占卜类文书,集中在P.T.55、129、239、351、1043、 1045、1046、1047、1051、1055、1134、1194、1289以及在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 所藏的韦利布散(Valle'e Poussin)编号为P.T.730、731、732、733、734、7 35、738、739、740、741、742、743、744均为占卜类文书。关于这类文书,本人 写过三篇文章和一本专著。 敦煌卷子中还有一些关于古代藏医的文书,有医方、藏药。还有关于兽医的文书 ,我们也曾发表过译文,但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而言之,在敦煌石窟的遗书中,藏文文书占了相当的比例,内容也非常丰富,反映了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坚实的成员,同时也记录了隋唐以来吐蕃在敦煌、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上活跃的基本情况。今天,我们展读敦煌的藏文文书,不由得对我们祖先所做出的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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