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

    中国队独立登山队员

    中国队独立登上珠峰

    中国队登上山峰展示国旗

    艰难的旅途

    登山路径图

    中国队员热烈庆祝

    根据化石还原的远古生物

    “鸟鼠同穴”洞

    爬出洞口的小田鼠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的索南多吉、米马扎西、云登、多吉、成天亮、王富洲、张俊岩、陈三、许竞、邬宗岳等10位优秀高山登山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集体登上世界第十四高峰、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为世界高山探险史谱写了新的篇章，为中国人民赢得荣誉，也为世界高山探险的重要历史阶段——“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①划上响亮的句号。一次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集体10人同时登顶，这个记录也是当时世界第一的。但是，这次登山的成功，却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且让我慢慢讲来。

　　苏联《共青真理报》的报导

　　1961年10月4日，莫斯科发行的《共青真理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最后一座8000米在等待着》的文章。作者是S.Y.拉答达耶夫，苏联著名的高山登山家，时任苏军中央之家登山俱乐部主任。文章说，在这“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里，地球上仅有的包括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内的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中已有13座被各国登山家征服，只剩下唯一一座还没有过人迹的、排行第14的高峰高僧赞在等待着它的征服者”。文章突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高僧赞，也就是希夏邦马是唯一未被人登上过的；二是它完全坐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境内。

　　那么，文章里意指的被等待的征服者又是谁呢？

　　我在国内外的多次讲学和为《中国西藏》多次的撰文中，都讲到1959年底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合作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协议，使两国登山家们积极准备的联合行动硬生生中止。更令人气愤的是，前来与我国谈判的苏方代表安吉宾诺克和库兹明回国后，安吉宾诺克遵照上头的指示，竟颠倒黑白，对积极准备参加联合攀登的苏联队员说：“中国方面不同意1960年与苏联队员合作攀登珠峰。”绝大部分队员受他欺骗，纷纷指责中国背信弃义，撕毁协议，而知根知底的库兹明却保持沉默，不敢向他们说明真相。

　　随后，1960年5月24日，中国队独立登上珠峰，对苏联登山界震动很大。他们一是没想到中国人在没有苏联登山家参加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如此重大的壮举；二是惋惜自己没能参加！在他们看来，中国不可能自己登上珠峰，而1960年能登上世界最高峰是每一个登山者最美好的理想，原本可能实现的理想，却因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原因而破灭。在“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苏联原本已落后于西方各国，现在又落后于中国！

　　这也是那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希夏邦马是完全位于中国境内的原因所在，它是为了避开与苏联“友好”的印度和尼泊尔，避开中苏、中印之间的政治问题，说明它与印度、尼泊尔毫无关系。而到1960年10月止，地球上确实只剩希夏邦马这座高峰仍未被人类登顶过。当时，苏联登山家们的最高记录是7566米(我国新疆境内的公格尔九别峰)，苏联国土虽然很大，但最高峰仅有7495米，他们没登上珠峰，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了这最后一座高峰上。

　　应邀出访时苏联人耍手段

　　苏联登山家们了解到珠峰联合行动破产的实情后，就想方设法研究如何再与中国合作，到中国去攀登8000米以上高峰。登山协会副主席库兹明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提出以“苏联登山协会”的名义，邀请中国的登山英雄访苏，为苏联登山家和广大登山爱好者做报告，并在中国代表团访苏期间，以苏中两国登山协会的名义达成共同攀登高僧赞峰的协议。这样做，一是不涉及政治问题，二是苏联登山家们可以前来中国攀登这座高峰。可惜他们的想法太简单，也太天真了。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都是政治，不可能抛开政治只讲登山。

　　还是在我们刚刚接到苏联的邀请时，经上报中央批准，我们回信表示同意，并于1964年4月28日动身前往莫斯科。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赫鲁晓夫集团已经开始反华，他们撤走了所有援助中国的专家，并多方面对中国实行封锁。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争取广大苏联人民的友好支持，揭露赫鲁晓夫的反华阴谋，我们还是应邀访苏。但临行前领导一再嘱咐和指示：“我们是为了做人民的友好工作，对苏联人民一定要热情友好，但他们肯定会提出要求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的问题，我们的政策是：可以同意和他们共同攀登，但是绝对不能以两国登山协会的名义达成协议！一定要由他们政府出面，由两国政府间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协议才可以！因为当初共同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协议是政府间达成的，也是由苏联政府撕毁的，所以一定要由他们的政府提出来，决不能以登山协会的名义达成任何协议！”

　　我们到达莫斯科时，苏联登山协会的元老们都到机场来欢迎，对我们的接待也很不错，先后在莫斯科、基辅、梯比利斯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4个城市做了报告，每场都有上千听众。我们到处都做友好工作，影响是很大的。

　　《共青真理报》上的一条消息中止了我们的访问。

　　还是我们从北京到达莫斯科、刚下飞机，趁着我和王富洲、贡布忙于行李的时候，一位苏方派来的懂中文的翻译尤拉(1958年共同训练时曾给我们做过翻译)陪着《共青真理报》的一位记者，将我们的团长S请到机场候机厅的一个角落采访。那时苏联机场取行李很慢。等我们把行李都放到车上后，又过了半天团长才上车。他和那位记者谈了什么，我们3人都不知道，他也从未对我们讲过只言片字。可谁知，就在我们到达最后一站列宁格勒的第二天晚上，我驻苏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康纪民突然打来电话，让我们中断一切活动，立即返回莫斯科。当我们回到莫斯科，并立刻赶去使馆时，康参赞拿出两天前出版的《共青真理报》给我们看，上面有一条“中国登山代表团团长S说‘中苏将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使馆一看就知道我们上当受骗了，要求我们立即中止一切访问活动，第二天就回了北京。我们比预定访苏时间缩短了一天。

　　在我们临离开莫斯科前，再次对苏联登山协会送行的人说：“我们等待着你们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提出共同攀登希夏邦马峰的请求……”

　　回到北京后，我们受到国家体委领导的严厉批评，要S团长做书面检讨。后来S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希夏邦马”与“高僧赞”

　　1964年以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出版的地图上，对这座山峰的标名都是Gosain than,中国的地图译名者将它译为“高僧赞”。Gosainthan是古印度梵文，意思是“圣者的殿堂”，它摘自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以北50公里处的一个古印度婆罗门种姓阶层寺庙的经书中。年代多久就没有考证了，但中国的地理名称译者把它译为“高僧赞”却是很有些宗教味道的。

　　其实自古以来居住在大山附近的藏族人民就称它为“希夏邦马”，据考证至少也有数百年了。只因为过去人们很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所以它没有被广为流传。为了攀登这座尚未有人迹的高峰，还是我们的侦察组进入山区时，对当地居住的藏族同胞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而且范围也很广泛，得知它的名称为“希夏邦马”，拼音Shishapangma。这是当地人民藏语的译音，意思是“冷酷的山神”，还是一位女神。当地人传说，这位女山神非常冷酷，牧民触犯了她，就让其牛羊死光；农民触犯了，就让其青稞枯黄。牛羊死光和青稞枯黄，人们如何生活？所以人们每年都要朝拜她。当问到“高僧赞”时，男女老少都摇着头说，“从来没听说过！”关于“希夏邦马”这个名称，中国队1961、1962和1963年先后到当地调查过三次，所接触到的许多老人都是众口一词，只知希夏邦马，不知高僧赞。

　　希夏邦马的高度

　　在我国的现行地图上，希夏邦马峰的高度为8012米，此前中国和世界各国地图上(1964年以前)，都用的是海拔8013米。1987年我国总参测绘部公布的军用地图五万分之一上又标的是8027米。今天欧美和日本等国地图上标的仍是8013米和8046米(1996年美国地球资源卫星测)。那么，究竟哪一个最准确？

　　我国现行地图上的8012米，是1964年中国登山科考队在队员攀上顶峰后，在山顶竖起测绘专用觇标，分布在山腰和山下各高程测绘点上的专家们，将测绘仪的镜头对准觇标测量后，将所得数值拉到黄海海平面进行计算得出来的数据。这个数据比最早英国驻印度测绘局测量的8013米仅差一米，而英国人使用的是印度洋的海平面。

　　关于这个差别很大的希夏邦马峰的高程问题，1987年到1993年，我应邀访问美国时，特意请教了波士顿科学博物馆馆长、测绘专家华士本教授和克林奇教授，他们说，几个数据不一样，也是正常的，因为欧洲和美国使用的是地中海海平面，印度用的是印度洋的海平面，中国用的是黄海。这之间是有差别的，但是希夏邦马是中国的，当然应从黄海的海平面计算，所以8012米应当说是最确切的。

　　希夏邦马的发现

　　1964年以前一直被外国人称为“高僧赞“的希夏邦马峰，过去很长时间鲜为人知。二次大战后，随着各国对8000米高峰的挑战的逐步升温，特别是1950年6月3日法国登山家首次登上海拔8091米的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尔那以后，世界上出现了“喜马拉雅热”，各国健儿争先恐后地向地球上仅有的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群挑战，希夏邦马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但是，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特别是1950年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后，外国人不能随意进入我国西藏自治区，对各国登山家来说，希夏邦马就更神秘宝贵了。

　　最早发现希夏邦马的是1921年的英国珠穆朗玛登山队，是他们在从我国西藏一侧对珠峰的登山路线进行侦察时，远远地望见了希峰，当时估计它是一座8000米的高峰，却难说明它的高度，也叫不出名字。因为那时各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都没有这座山峰的名字。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有两个奥地利人，一个是哈瑞，另一个是奥夫斯内特，流亡到拉萨，他们曾在1947年到过希夏邦马山下，并拍了照片。1949年春英国的狄尔曼(1897-1977)等人也是对珠峰进行侦察时，发现了希峰，他们还特意走近它，拍了照片。

　　1952年瑞士的测绘专家哈根(1917-1976)也到过希峰山下，他是越过中尼边境偷着进入的，也拍摄了照片，画出了希峰位置，并从尼泊尔那边的一个寺庙的经书上了解到“高僧赞”的名称的。其实这个寺庙距希峰有100多公里远。1953年，奥地利登山家库尔贝尔(1930-)从希峰的东南方向越过中尼边境进入希峰脚下，拍了大量照片。

　　1954年，就是二战末跑到拉萨的那个奥夫斯内特在德国(当时为西德)高山俱乐部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幅“高僧赞”的照片及其位置、高度(8013米)的地图，从此，各国出版物上就有了“高僧赞”的名称和高度了。所有这些都是在1964年我国登山队登上希峰以前的事，当然这些也都是希峰的宝贵资料。另外，1947年驻印度的英国空军曾在海拔9400米的高度上，从西南方向拍过一组图片，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本文前述1961年10月苏联莫斯科《共青真理报》所发表的那篇文章中的插图，就用的是这张英国空军拍下的照片。

　　希夏邦马高峰群

　　希夏邦马峰，位于东经85°46′55″，北纬28°21′07″，世界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的东段，我国西藏自治区西南部聂拉木县境内，距自治区首府拉萨420公里，距地球最高点珠峰70公里，距中尼国界线17公里。海拔8012米，位居世界第十四高峰。

　　希夏邦马峰是以她为首的高峰群中的最高者，通称主峰。在主峰周围有5座高峰，他们是：希夏中央峰，8008米，位于主峰的东南山脊与西山脊交汇处，与主峰相距400米；希夏东峰，亦名摩拉门青峰，或博拉干青峰，7703米，位于主峰之东3000米处；希夏东南峰，7119米，位于主峰东南2600米处，又称雅南利峰；希夏西峰，7292米，位于主峰西北7000米处，有“勃隆利”峰之称。

　　近年来，由于各国前来攀登希夏邦马峰的团队较多，人们又发现了距主峰更近的，与主峰和中央峰处于同一条主山脊上的希夏西北峰，海拔7966米，距主峰只有300米。

　　除此之外，在主峰同一条山脊上的西北方还有两座高峰，一座是海拔7365米的雅伯康加罗利峰，另一座是目前尚未查清名称的、海拔7332米的高峰。因此，在希夏邦马峰群中，除了有两座8000米的高峰外，在主峰的东南西北中还有9座7000米以上的高峰，所以希夏邦马峰群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高山探险资源地，是国家财富。地球上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只有380座，都集中在亚洲，主要是我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希夏邦马峰群就占了11座！在一个又一个“喜马拉雅登山热”的今天，希夏邦马仍然是世界各国高山探险家所向往的，她确实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侦察与攀登

　　早在1956-1960年间，先后有南斯拉夫、意大利、新西兰和英国等国的阿尔卑斯俱乐部(相当于我国的登山协会)就向我国政府提出过攀登希夏邦马峰的申请，但都没有获得批准，原因是当时我国还不对外开放边疆地区的高山区。1961年以后，周恩来总理要照顾广大的苏联登山家们，等待他们通过外交途径的申请。总理让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过去我们对希夏邦马峰的了解很贫乏。但为了共同攀登，国家体委于1961年4月派出以刘连满、张俊岩为首的侦察组一行10人，从定日县进入希夏邦马山区。他们对其东南、正东和东北三个方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之久的侦察，了解了进山路线、设营位置和登顶路线等情况，特别是查清了山峰的传统名称。在他们之前，西藏自治区体委也曾先后两次派人前往希峰进行过侦察，这次国家体委派去的侦察组，除了刘、张外，其余8人都是此前曾进去过的西藏登山协会的藏族队员，他们都特别能吃苦耐劳，因此侦察进行得很顺利，圆满完成了任务。

　　1961年秋，国家体委又委托西藏自治区筹委体委派出一个8人侦察组，前往希峰进行侦察。这次登上了6500米高度，对登顶路线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查看，对山体结构、积雪深度等都进行了详细的查看。

　　1961年5月10日，我们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就一直等待着苏联方面的申请，这期间库兹明与我还多次通信，说他们已向政府提出要求，让我们耐心等待。这一等，就等到了1964年5月，3年过去了，苏联政府始终不予理会，经周总理批准，中国队决定1964年自己攀登希夏邦马峰。

　　1963年5月，国家体委派出以阎栋梁为首的侦察队一行23人，包括气象、高山生理、通讯和后勤供应等方面的专家，其中有一半是西藏派出，对希峰进行了第三次全面侦察。这次明确了4个重要问题。

　　一是登顶路线长。从海拔5114米的基地营，经过5300米、5800米、6300米、6800米、7300米和7800米的6个中间营地直到顶峰上，路程全长达36公里，这是中国过去历次攀登高山路线中最长的。

　　二是冰裂缝太多。从6200米到6700米之间的冰川上的冰瀑区到处都是纵横不一、大小不同的明暗冰裂缝，而7200米至顶峰的途中也有不少明暗裂缝，只比前一段稍少一些，这种路都是十分难走，而且危险颇多。

　　三是各号高山营地缺少蔽风的地物。从上山开始到登顶全程，很少有能够找到隐蔽的宿营地，整个山体比较光秃，原计划设营的地方都暴露在大风之下，如遇暴风雪，不但队员容易被冻伤，而且连人带帐篷都有被吹下山去或人员行走时被吹滑坠的危险。

　　四是适合登顶的好天气周期太短。希峰正好处于一个喜马拉雅山大风口覆盖区。喜马拉雅的季候风和雨季在这一地区都比较长，就造成了这里的气象是好天气周期不但短而且少，就是每年4月到5月中下旬的登山季节中，好天气周期至多也只有3天，甚至两天，给登山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先后三次侦察中取得的。应该说侦察工作越细致，越全面，对下一步的登顶不仅可能性大，更是安全的。

　　根据三次侦察，按照实际气象条件和地形地物的情况，中国队确定从希夏邦马峰的北坡上山，在西山脊下方5800米处设1号营地，然后沿西山脊与北山脊之间的北支山脊到达6300米处设2号营地，再从这里横切向东，在北山脊6900米处设第3号营地；从此向右上方转上东北北山脊，分别在7500、7700米的山脊上设4、5号营地，然后从7700米的5号营地直取顶峰。整个路线比较难走的是从6300到7500米的这两段路。最长，危险最多，道路也最复杂。

　　适应性行军

　　中国队于1964年3月18日开始第一次适应性行军，兼向上方营地运送食品、燃料和装备。在第三分队长许竟的率领下，这支67人的分队，用了两天时间将物资运上6300米的2号营地，然后返回基地营。休息几天后，4月2日，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兼运输，这次是将物资运到3号营地，并建好5300、5900和6300米各处的营地。这两次适应性行动都是在坏天气中进行，因此有16人患高山病和轻微冻伤。

　　4月16日，第三次适应性行军开始，在第二分队长刘连满的率领下，38人将登顶用的食品和燃料及装备一直运到7200米和最后一座营地7700米的营地，他们将突击顶峰前的一切工作做好了。4月24日，分队全体返回基地营休整。几天之间，先后来了3次暴风雪，将上山的路线和6300米的3号营地全部埋没，只好重修。

　　喜马拉雅狼群袭扰基地营

　　4月26日夜间，约午夜零点半，全体队员进行梦乡。这时，警卫排长刘天林突然闯进我的帐篷，把我叫醒，“周队长，有情况!”我立刻感到事情不一般，因为那时逃往尼泊尔和印度的达赖集团叛国分子经常窜回来抢劫、杀人。我立刻穿好皮大衣，提起手枪就随他走出帐篷。

　　明亮的月光下，原来是20多只狼围着管理员戴绍诚的帐篷，粗声粗气地嚎叫。人们常说鬼哭狼嚎，现在我可是真正领会到它的难听了，如此凄惨，如此啸唳，仿佛要将你的心撕碎。那群狼不停嚎叫，引来四面八方的应和，狼群越来越大，不一会就啸聚起百多条。

　　这种喜马拉雅狼，体形高大，粗壮无比。它们团团围住戴绍诚的帐篷，我们快步走进他的帐篷，只见老戴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等了好半天，他才缓过气，对着我说：“啊呀，可把我吓坏了!”

　　3天前，炊事班需要燃料，老戴就开着卡车到基地营西边的山谷里去找干树枝，就在他们打柴时，树丛中突然窜出一只大狼，张着血口，呲着尖锐的牙，向他直扑过来!就在这危险时刻，随他前去的解放军战士一声枪响，击中了恶狼头部。老戴索性把死狼带回营地。登山科考队动物组都来看这只喜马拉雅狼，测量了身高、身长、蹄子大小等，并给它拍了照片，后来发现是条怀了小狼的母狼，副政委王富洲就把狼肚子剖开，取出两个小狼胎，用弗尔马林水浸起来，准备将来进行分析和研究。科研人员取出狼的心脏，发现要比内地平原地区的狼心大一倍还多。狼皮剥下后，动物组准备带回北京做标本，可老戴说，“把它给我吧!听老人说狼皮褥子有灵气，只要把狼毛朝上，上面铺个薄布单，夜里睡觉如果有小偷来强盗，狼毛会竖起来扎人，人警醒了，就能有防备了!”因为随后动物组又捕到了一条毛皮完整的雄狼，就真把这张狼皮给老戴了。

　　老戴如获至宝，当即把皮毛朝下，有血迹而潮湿的一面向上，用钉子将4个蹄子钉在他帐篷旁边的枯草地上晾晒开来。只等皮子干了，带回北京享用。谁知第二天夜里就有狼来过，皮子上留下了许多沾泥带土的蹄印。老戴不以为意，我们忙于指挥登顶队员的行动，更无关心。就在第4天夜里，来了这支庞大的狼群。不过，所幸狼群并没有攻击他，只在帐篷外啸嚎，天亮以后才散去。

　　老戴立刻将狼皮移到距基地营1500米外的小河对岸晾晒，夜间狼群就聚到那里去嚎叫了。两周后，狼皮晾干，老戴将它卷起来，用许多层油纸包好，装进一个铁筒内，又放了许多樟脑球，严严地封实了口，放在他管理的库房帐篷里。打那后，狼群再没光顾过我们的营地。

　　我国自古就有“狼心狗肺”“白眼狼”之类贬抑狼的背信弃义，说它们没有爱心。但基地营的这一幕，却给我上了一课。

　　正式攀登

　　经过三次适应性行军和运输后，从队员中选拔出13位组成突击队，加上两位医生和3位记者，共18人于4月25日中午12时离开基地营，正式向顶峰冲击。26、27日，他们越过5800、6300米营地，28日到达6900米的4号营地。

　　根据气象预报，一个好天气周期将在5月1-3日到来，突击队必须利用这个周期完成登顶任务。29日，天气恶劣，突击队员在4号营地上休整。30日，向7500米营地地发，在翻越东北北山脊上一段陡峭的岩石坡之后，迎面是一段坡度在40度的冰坡，坚硬的冰面上积雪达30多公分，队员行动起来相当费力，副政委王富洲一直走在前边开路，经过近8小时的攀登，终于到达7500米的5号营地。他们立刻着手挖开积雪，将被厚雪埋没的帐篷和物资挖出来，重新架设好后宿营。

　　5月1日，队员们一大早稍微吃了些食物，就向7700米的最后一个营地——突击营出发，这是一段平均坡度达50度的冰雪坡。担任开路的是教练员成天亮，他在较陡的地方用冰镐砍出台阶，让后边的队员能够安全通过。从清早7点出发，一直不停地向上攀登，到中午12：30，登达离顶峰很近的一块赭色宝塔形巨石上。

　　突击营是最后一个营地，当天在这里宿营，只待明天登顶。

　　当晚北京时间17：00，基地营的气象台传来“5月2-3日两天都是好天气”的消息，给突击队员带来极大的振奋。他们决定分成两个组，一组6人，一组7人，准备在第一组顶峰冲击时，第二组担任支援；第一组登顶成功下到突击营后，第二组再向顶峰冲出，第一组担任支援，然后一同保护下山。

　　2日清晨5时，突击队接到基地营传来的天气正常的报告，但队员中有3人身体不适，于是临时决定将其余10名突击队员分成三组，轮流进行突击和支援。为了争取在好天气中登顶，第一组4人于6点出发，当时天色很暗，气温为-25℃，风力6级。当他们到达7800米高度时，天已开始放晴，前方出现了一道50度的陡坡，冰很坚厚，人必须横着向左上方攀爬，队员们只有砍出台阶才能上攀，队员们小心谨慎地、稳稳地上攀。第一组、第二组都安全地上去了，只有第三给的组长王富洲突然滑倒，并飞快地向冰坡下方滑去。说时迟那时快，富有经验的王富洲立即高呼：“保护!”同组队员陈三和云登立即拉紧保护绳，制止了他的下滑，这时他已下滑了20多米!

　　3个组相继到达距顶峰很近的地方，天已完全大亮，前边又是一条冰雪墙，足有百米高，登上这堵冰墙，原来是一条很宽大的冰裂缝，上边还有大小宽窄不同的冰裂缝，他们走得很慢，但却不断前行，最后越过一个蘑菇状的冰雪丘，到达顶峰，这时是5月2日北京时间上午10：20。

　　藏族队员索南多吉从背包中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毛泽东主席的半身塑像，全体队员高举国旗和毛主席像在顶峰上留下了纪念照片。山下和山中的测绘队员，将测绘仪的镜头对准队员们竖起的觇标进行测量。队员们还从顶峰上收集了岩石和冰雪样品，总共停留了40分钟，才开始返回。4日，10名登顶队员全部安全返回基地营。

　　登山科考队获硕果

　　中国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由两队组成，一队是登顶队员，另一队为气象、高山生理、动植物、地质地貌，还有测绘等学科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在我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开展登山运动或称高山探险，是与国家的科学考察和研究分不开的。在现在已荣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地质学家刘东生、冰川地貌学家施雅风的领导下，80位来自中科院及各省市分院的科学家与登山家们团结合作，取得了希峰地区科学考察的丰硕成果。

　　获得了一条完整的鱼恐龙化石  科考队从定日县向基地营的途中，在距希峰不远的一个不很高的岩石坡上，刘东生先生等发现了一块奇特的圆形岩石，其色彩与周围岩石完全不同。用地质锤慢慢地敲开周围岩石，细看之下，发现是一个庞然大物的脊椎骨化石，登山队立刻从当地请来许多石匠，由他们细致地从岩石坡上剥离出来，足有4吨重，带回北京经专家们实验室化验研究后，鉴定为数万年前的鱼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发现。科学家们又将其拼接成型，并绘出原图，此后一直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出。

　　在这条鱼龙化石旁边，科学家们还找到了另外一些海洋动物的化石，如菊石等，证明上古时期，喜马拉雅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

　　查清了这里的候鸟、留鸟和世界最高海拔的鱼类  基地营附近共有3个较大的高山湖，其中一个是咸水湖，湖中极少有生物，仅有少量的水草。湖边有许多小溪，是从周围雪山上融化的冰雪水形成，小溪边生长着许多鲜嫩的青草，只在5月中旬以后才发芽，成为这里藏野驴、藏羚和藏原羚等野生食草动物的主要食物。另外两个高山湖，一个是咸淡水各一半，一个完全是淡水。淡水湖中还有几个小岛，岛上到处是水鸟窝，成群的各种水禽在这里筑巢产卵，生儿育女。这里最多的水禽是赤麻鸭和斑头雁，还有少量的绿头鸭，在高山湖附近的沼泽地里还有不太多的黑颈鹤。

　　在留鸟中，有3种乌鸦：在海拔3500-5100米的基地营和基地营以下，定日县附近黑嘴黑腿的大型乌鸦最大，与我们在北京见到的乌鸦基本相同，只是身体要大得多；从5500米往上到6500米，甚至到7000米的山上，乌鸦个子较小，飞翔速度也快，是红嘴和红腿鸦，它们总是跟着登山者飞翔，找些他们扔掉的残渣剩饭吃。也有少量黄嘴黄腿鸦，它们能飞到很高，不但从基地营跟着我们，一直跟到8000米的顶峰，还能飞越8000米以上的山峰到达大山的另一侧。而红嘴乌鸦就不行了，它们最高也只能到7000米左右，这样看来，过去人们所说的“8000米以上高度是生命禁区”的论断并不正确。

　　在半淡水半咸水的湖中，科考队捕到一种小眼条鳅，属于泥鳅科，没有鱼鳞，浑身都是粘液，只有用网才能捕到。在完全淡水的湖中，除了这种小眼条鳅外，还有一种嘴巴上带胡须的、身上却有极少鳞片的裸鲤，这是淡水湖中最多而且很容易捕到的鱼类。两种鱼都呈长条状，最大的只有30公分、宽6-8公分，最重260克，是这里成群候鸟水禽的主要食物。这些高山湖并不深，科学家们测量到的最深处不过2米。

　　科考队还查清了希峰地区一年中的气象变化特点和规律，弄清了登山者在不同高度上“有氧”“无氧”的生理变化特点，对峰谷间各条冰川的长度、深度、结构以及顶峰上的岩石和冰雪的结构及特点，准确测量出希峰的高度等。同时，科学家们在各学科的考察中，还遇到了许多奇特的事情。

　　粪雨袭击

　　为了取几个水鸟卵做标本，我跟随动物组的专家们脱掉裤子，淌水到湖中的小岛上去，这下子可不得了，几百只各种水鸟成群结队地在我们头顶上愤怒地鸣叫，特别是那群身体较大的斑头雁，多次从高空鸣叫着向我们涉水进岛的人俯冲下来，待到离我们头顶还有一米左右又转向高空急飞而去。

　　冒着成群水鸟的冲击，我们上到岛上，但见到处都是斑头雁和棕头鸥，还有野鸭等的巢，五颗六颗成堆的卵，有的浅粉色，有的灰白色，有的灰白色上边还有浅赫色的斑。就在我们低头拾取一些不同颜色鸟卵的时候，那些水鸟们在向我们大声鸣叫、俯冲而来，原以为它们要来啄我们，没想到它们向我们撒了一阵臭雨——用它们的粪便。我们的头上、身上全是这些湿乎乎、臭烘烘的鸟粪，原来它们是用这种武器抗击入侵者。可不是吗，我们拿去了它们的卵，那是它们的儿女呵。我们赶快涉水返回岸上，虽然周身全是鸟粪，但获得了4种水鸟卵。

　　鸟鼠同穴

　　在我国古籍《山海经》上，有一段记载：“又西行三百二十里，有鸟鼠同穴之山，其鸟名，鼠名曰，如人家鼠而短尾，似燕而黄色。穿入地数尺，鼠在内，鸟在外而共处。”《尚书》曰“共为雌雄”，在公元5世纪我国北魏时代的《洛阳伽兰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神龟九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取经。出京师(今洛阳)西行四十日至赤岭，赤岭者不生草木，因以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即所谓鸟鼠同穴。”这本书早在1833年就已由法国的沙畹译成法文，之后又译成英文和德文，流传于欧洲和北美。此外，我国的《汉书·西域传》、《宋史》、《明史》以及后来的《清史》等文献史料中也都有关于“鸟鼠同穴”的记载。

　　这次我在希夏邦马峰基地营附近一共发现了4个“鸟鼠同穴”洞，开始感到很奇怪，大清早太阳刚一露头，就从那4个洞中走出4只小鸟，紧随其后的是4只田鼠，小鸟嘀哩嘀哩地叫几声后飞走了，田鼠看到小鸟飞走后，再进到洞里。真好像是早晨丈夫上班，妻子送他出门后，转回家去忙家务一样!古人看到了，认为它们是夫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而且从一千多年前古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我看过这些书后，一直感到不可理解，“异种共类”，难道鼠能生下小鸟？也能生下小鼠？

　　我和动物组的小张把4个洞口都做了标记，分别用石块堆积起来，晚上等到天完全黑下来，我们俩拿着电筒到洞口，一照，发现小鸟就在离洞口10公分左右的地方，头朝上，尾巴在下边。4个洞里的小鸟都是这样。我用铁丝做了一个长20公分的钩子，从洞的边缘伸进去，将小鸟从洞中钩出来，一点也不伤害它，小鸟很老实地被我拿在手中，小张给第一个洞内的小鸟右腿系上一条红棉线，将小鸟尾巴朝下地送入洞内；2号洞的小鸟腿上扎的是蓝线，3号白线，4号是黄线。

　　第二天夜里，我们再去各号洞口，将小鸟一只一只地钩出来，看清了它们仍旧是各回各洞，说明它们都有自己固定的洞，不曾换来换去的。

　　可是在第三天的清晨，我们发现1号洞口一连出来两只小鸟，接着是一只田鼠；3号洞口出来一只小鸟后却有两只田鼠跟着；2号和4号仍然是一只小鸟和一只田鼠。我想这才是正常现象，1号洞的那两只小鸟应该是一雄一雌，3号洞的田鼠也应该是这样。但究竟如何只有将它们捕捉到才能知晓。

　　在我们完成登顶任务准备撤营回城的那天早晨，我和小张将4个洞口出来的小鸟和田鼠捉回，动物组的专家们将田鼠和小鸟都做了研究，发现那对小鸟果然是一雄一雌，雌鸟肚里还有即将排出的卵；那两只田鼠也是一对，雌鼠还怀着幼鼠。我们捕捉了这些鸟鼠，固然残忍了点，但却澄清了上千年的“鸟雄鼠雌”的谬误，古人只看到现象而没有认真的研究本质。

　　后来我们在高山湖边上、岩石峭壁上的岩羊洞中，还发现了赤麻鸭、斑头雁，那就是雁羊同穴了。大自然里的不同种类的动物共生现象是多么神奇啊。

　　希夏邦马峰附近的谷地草场上，我们发现过上百只成群的藏野驴，也有狐狸、猞狸等食肉动物。再一想，希峰周围的谷地里，只有很矮小的爬地松和矮小的灌木，有的地方连草都不生，那些小鸟晚上又能到哪里去安全过夜呢？如果它们到矮小的树木中，多半会被夜间出来觅食的狼、猞狸和狐狸吃掉，就只好借田鼠的洞来栖身了。而且，高原夜间温度都在-15至-25℃，鼠洞中不但安全，也比较暖和，小鸟们堵住洞口，田鼠在里边就更暖和了。

　　陈明义将军的支持

　　这次攀登行动能够成功，除个别队员轻微冻伤之外，没有重大伤亡事故，可以说是我国历次高山探险活动中最完美的一次，究其原因，与党中央和西藏地方党、政、军及宗教界领导的支援和关怀是分不开的。

　　我作为这次登山队的副队长兼主教练，奉命于1963年11月4日离京前往拉萨。临行前一天，国家体委黄中副主任亲手交给我一封贺龙元帅写给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将军的信，内容是请西藏军区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领导们尽量支援登山队的工作。当时驻守西藏的解放军指战员及筹委会的部分领导过去都是贺龙元帅的部下。我怀里揣着这封重要信件，一路上汽车走了7天，7天里，我可是每天都要伸手到胸前的衣袋里摸几次啊!

　　到了拉萨，我立刻将它呈交给陈明义司令员。和蔼可亲的陈将军接过贺龙元帅的亲笔信，非常关切地对我讲：“贺老总交待的事，我们全力完成!”后来，又请来贺龙元帅的另一位老部下，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的乔加钦，我们也是一见如故。在筹备和训练西藏新队员的工作中，所有问题都是陈将军和乔主任关切和全力支持下，获得圆满解决，并派了军区后勤部的胡本铭和自治区体委的贾兹政两位同志协助我，那可真是只要有困难，随时提出来，几个小时之内就解决。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

　　在我们进山前，按贺龙元帅的指示，陈将军又派来时任西藏军区青年部长的杨克上校和贾赵谦中校担任登山队的政委和第一副政委，加上胡本铭和贾兹政等4位军官一同进山，他们的领导和支援是我们取得圆满成功的重要保证。今天他们中有的已80多岁，有的已经仙逝，但他们为这次攀登希夏邦马峰做出的贡献，将会永留史册。

　　班禅大师的关怀

　　登山队全体成员到达拉萨后，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多杰才旦和副主任乔加钦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登山队正副队长来到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行宫，拜会了大师。原来是大师关心登山队，曾多次向有关方面询问登山队的情况，因此才会有这次自治区政府领导陪同我们的拜访。

　　大师详细询问了登山队的准备情况，关切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伙食问题、进山前的准备工作，等等，问得很仔细。他一再嘱咐我们要多注意山间的各种危险和抢救措施，最后祝我们成功!并说他将欢迎我们胜利归来……。

　　等我们登顶成功后，大师真的身穿上等僧服，在拉萨城外很远的地方搭起一个巨大的帐篷，能容得下上百人，带着众多的僧官们欢迎我们登山队回到拉萨，并于当晚设宴招待科考队的全体人员。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活佛，给我的印象很深。首先是他的普通话讲得很好，汉字书法也相当不错。他向我们问长问短，都是讲普通话，很自如，用辞也很妥贴。他对人很和气、友善，一再说：“来到西藏，就和在北京一样，有什么需要就像在家一样，随时提出来，我们都能解决……”

　　他用西藏最好的酥油茶招待我们，我是第一次喝酥油茶，味道还真不错。另外，我感到这位大师的生活水平确实相当高，他的行宫完全新建的，富丽堂皇，房舍很多，是一幢又高又长又大的宫殿式楼房，前边还有一个非常幽雅的人工湖，湖中有许多赤麻鸭和灰麻鸭，周围有假山、松树、柳林。国家给大师的待遇相当高，不过，对他这位爱国的活佛来说，这也是得其所哉的。

　　注释：

　　① 1950年6月3日，法国队在人类史上首次登上海拔8091米的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尔那；1953年，英国队登上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到1964年5月2日，中国队登上希夏邦马峰，在此期间，地球上仅有的14座高峰群中的最高峰都被各国登山探险家们先后成功登上。因此，国际上将这14年称为“喜马拉雅的黄金时代”，它是世界高山探险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